重庆梁平县川西村9社7户农民，最近向社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整户退出承包地，面积28亩。目前农民已和村社签订了退地协议，每亩有1.4万元补偿。不少人说，通过有序退地，获得合理补偿，全家人算是彻底“洗脚进城”了。
承包地是农民最重要的土地财产权益。梁平是全国农村改革试点县，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率先试点承包地有偿退出，既通过土地“变现”，使农民得以带着财富进城；又靠土地流转再利用，培育新型农业主体，为规模经营打下基础。
记者发现，川西村9社这7户退地农民已进城多年，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土地有偿退出，是他们现实理性的选择。
45岁的王元伟在外打工20多年，如今在建筑工地干木工，月收入1万多元，加上妻子经营餐馆，一家人日子过得还算富足。据王元伟介绍，他既不会种地也不愿种了，家里近7亩承包地，以前免费送给亲戚种，2014年又以每亩约700元的价格流转给大户种莲藕和水稻。流转当年，大户足额交了租金，但第二年遇到藕价大跌，到现在还有一半租金没付。
他说：“与其一年一收租金，还不如直接退出获得补偿更划算。”
与川西村相比，蟠龙镇义和村农民退地更早。2015年初，村里就有20户农民退出了15亩土地。村民游世玲全家都住在蟠龙镇上做灯具生意，家里土地已多年没人种。与其让土地荒芜没收益，还不如退出来，得一笔补偿。
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陈世国说，这20户退地农民，平均每户土地不到3亩，如果自己种，一年纯收入不过2000元。大伙儿都已搬到镇上或县城居住，有稳定收入，退地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记者发现，如今在梁平，农民退地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农民要退地，首先要自愿向村社集体提出申请，并经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同意，公示备案，并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梁平县农村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吴正远说：“为了不影响农民基本生活，农地退出有前置门槛：以进城农民为主要对象，须同时满足有稳定职业或经济来源和有稳定住所两项条件，才能整户退地。”
川西村9社今年搞首批退地试点时，有21户农民提出申请。经严格审核，有7户满足条件。农民蒲昌友曾多次找到村社，希望把自家7亩地全退出来，就因为不符合“有稳定职业”的标准，村社干部多次给老蒲做工作，最后说服他暂时不退地。
“至于退地补偿价格，则由集体经济组织与退地农户充分协商，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地类、地块位置，综合考虑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年限和年均土地流转收益等因素，确定补偿价格。”吴正远说。
梁平县发改委副主任秦华俊说，按照“农地农用”的原则，农民向村社集体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村社集体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将土地流转给农业大户经营，不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
梁平全县试点退地的农民有50多户，退地面积60多亩。退地改革总体平稳，风险可控。吴正远介绍，退出来的土地经过整治后，解决了分户退出土地细碎的问题，实现集中利用，有不少农业大户愿意接手经营，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义和村大户首小江在农民退地后，又向村社集体进行流转，发展起了冷水鱼养殖。他说：“渔业投资规模大，一期投资就要300多万元。以前租地担心农民中途毁约，违背协议收回土地，巨额投入就会‘打水漂’。现在向村社集体统一流转，不用再担心个别农民毁约，可以放心投入。”
最近，一家蔬菜大户看中了万年村4社农民退出的20亩土地，准备流转发展大棚蔬菜。万年村党支部书记谢林洪说，大户流转土地后，每年要向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支付每亩800元左右的租金，这成为村社收入的重要来源，全村农民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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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民大量转移，甚至整户迁入城镇，人地长期分离，一方面导致农村土地撂荒加剧，不利于农业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无法有效处置和退出，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无法实现。随着大量转移人口离开了农村，放弃了农业生产，不少农民有了退出土地的意愿。
2014年，重庆梁平县被确定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改革试点地区。当地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小范围稳步推进承包地有偿退出。
20户农民有偿退出分“三步走”
2014年12月，梁平县蟠龙镇义和村20户农民以每亩3.45万元的价格，自愿将自家承包地中的15亩有偿交还村集体，放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随后，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将这15亩土地集中转包给经营大户首小江。
谈到为啥愿意退地，村民游世玲快人快语：“我们一家3口人，共有0.8亩承包地，这次退出0.45亩，全家人都住在蟠龙镇上做灯具生意，既不会也不愿务农了。家里土地没人种，撂荒近10年。与其让土地荒芜，不如退出，还能有一笔补偿收入。”
土地有偿退出，来自于农民的现实理性选择。义和村支部书记陈世国介绍，这20户退地农民，平均每户土地不到3亩，如果自己种，一年纯收入不超过2000元，务农没有吸引力。而且大伙儿几乎全部搬到镇上或县城居住，有稳定职业和收入来源，退地不会对他们的生存造成影响。
农民想退地，大户也有意愿从集体经济组织手中转包这些土地。农业大户首小江准备在这15亩土地上，建设冷水鱼养殖基地。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渔业投资规模大，以前我也打算租地，就是担心农民中途毁约，巨额投入就会‘打水漂’。现在农民完全退出土地，由我承接，就可以放心投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义和村农民退地分“三步走”：第一步，农民向村集体提出申请，自愿退出承包地经营权，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二步，由于政策规定，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资格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首小江以“农迁农”的方式，在义和村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的前提下，交纳3000元“入户费”，将户口从梁平县金带镇仁和村迁到义和村。第三步，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大户与农户多次协商退地价格，最终达成以3.45万元／亩的标准。补偿价款由首小江交付给村集体后，再交给退地农民。
村民蓝家梅退出0.53亩土地，得到1.8万元补偿。“家里土地地块偏远，还是河滩地，庄稼都长不出来，政府也不可能征用。现在退出来了，补偿还算不错。”蓝家梅说。
一次性“买断”土地经营权
与义和村农民直接退地不同，青垭村采用另一种方式：业主祝家财一次性“买断”360亩的土地经营权，用于发展山羊生态养殖，期限为至202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价格为每年每亩400元。
祝家财愿意一次性支付近190万元“买断”360亩土地经营权，是担心农民“变”。蟠龙镇党委书记丁远说，近些年来，农村土地加速集中，但是流转不规范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三多三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双方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内容规范的少。即使一些签订合同的流转行为，也存在着形式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条款不完整，对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不明确的问题。土地流转不规范、部分农民不遵守协议约定，都影响了规模农业稳定经营和大户长期投入的积极性。
“当初项目开建，土地流转还不到两年，就有农民找上门来，要求要么交还土地，要么提高地租价格。规模经营最重要的是土地集中连片，有一户农民不愿租地，基础设施就没法搞。”祝家财说，山羊养殖基地建设成本需要近2000万元，如果因为农民“变卦”不愿租地了，损失之大想都不敢想。青垭村不少农民也愿意退出土地，但现在国家承包地政策不明朗，二轮承包期结束后农民是否还要重新分配土地，大户能否继续经营土地等问题没有明确的说法。既想稳定经营，又规避政策风险，就采取了一次性“买断”经营权这种折中、稳妥的办法。
业主一次性“买断”土地经营权，也解决了转出土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其实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也很关注大户的经营情况，担心大户经营不善拖欠租金甚至跑路，而现在大户愿意一次性支付土地租金，也让农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土地财产收益就有了保证。
退地试点要谨慎，顶层设计需完善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县里准备对礼让镇川西村开展承包地退出试点，从前期摸底情况来看，在川西村1008户农民中，就有约21%的农户愿意有偿退地。
梁平县城乡统筹办主任秦华俊说，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改革的试点地区，梁平县在农民自愿、封闭运行，风险可控前提下，重点在五方面开展农民有偿退地探索：一是谁能退地？主要确定以全家转为城镇户口，有稳定职业和固定收入来源的人群为主要退地对象。二是退地程序怎么走？必须充分坚持村民民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村集体同意并公示的前提下，履行退地手续。三是退地价格如何形成？准备建立土地退出周转金制度，保证农民补偿到位。四是承包地退出后如何有效利用？通过土地整理，解决分户退地细碎化问题，支持规模农业发展。五是退地群众生活如何保障？完善退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保证土地退出不影响社会稳定。
同时，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承包地退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牵涉土地制度全局，一些改革制约条件地方无权突破，一些政策障碍尚待突破，需要完善配套设计，逐步推进。
梁平县农委农经站副站长张强告诉记者，从目前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顶层设计给予解决：一是到202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后，对于已退地农民，是否仍有权利重新分配承包地，国家法律、政策不明确，基层就无法操作；二是从防范风险角度看，梁平县探索承包地退出，设置了已离开农村的务工户，同时有固定职业、稳定收入等作为退地前置门槛，这一地方探索在国家层面能否认可、会否调整，需要顶层设计给予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