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大唐盛世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盛世自然与唐朝的土地制度是分不开的。据唐朝资料显示，唐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确立租庸调制，并在后期通过两税法来改革弊端。
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北魏初年，鉴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二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两税法，是指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征税。
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遽增。唐德宗年间，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据丁征税的作法，实行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
两税法的精神，不在字面的每年两次征收，而在于把此前有国家统制分配土地规制，从根本上取消了。也许正因如此，杨炎在旧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就被视为是罪大于商鞅的。把杨炎比商鞅，正说明了废均田与废井田同样重要，在应时达变，解放社会生产力而言，商鞅功不可没，杨炎是同为不可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