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正当多地房市隐显以价换量的疲弱走势之际，日前北京等地却展现出地王频现的繁荣镜像，面粉贵于面包再度不期而遇。这一轮土地盛宴与2009年以来所展显的如出一辙。
当前地王频现再度引发了市场对地方土地财政的沉思。中国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我国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显示，北京等23个省市存在土地财政依赖症，其中北京以土地偿债规模高达3601.27亿元而位居榜首，浙江次之，上海第三；而土地偿债在其总债务的占比中，浙江以66.27%排名第一，天津以64.56%位居第二，上海第三。这显示土地市场走向左右着地方债的敞口风险，为此目前地王频现成因自不待言。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市场早已熟知土地财政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房改及政府经济绩效功能化的“后遗症”。不过，与土地财政化相比，土地金融化的影响更大，但市场对其的思考却相对稀缺。土地金融化与土地财政最大区别是，后者不产生金融杠杆，且是地方通过买卖地价差补贴家用，而前者则带有典型信用创造等金融杠杆功能。
随着本世纪经济步入快速发展期，土地稀缺性日益明显，土地金融属性愈发显现，即地方政府在征收征用土地时，不再量入为出地单凭自身财力，而是在做出城市规划时，就利用这个土地征用规划报告，向银行申请土地储备贷款，支付土地补偿款，以及土地四通一平开发款，抑或直接向开发商挂牌拍买，直接撬动开发商资金。这使土地具有了初始的金融杠杆属性。
土地金融化最具杠杆性的是土地储备，即地方政府借助金融机构等完成征收征用土地后，不再急着变现，而是把土地储备起来，并以此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进行其他如土地增值收益权信托等融资，这一环节土地的金融杠杆效应实际得到极大提升，因为土地储备具有了时间向量价值，且能撬动更多金融杠杆。
同时，土地金融化实际为地方撬动中央控制下的金融资源，而这客观上带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因为风险最终需中央政府埋单，因而提高地价撬动更高金融杠杆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为此，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同地同价同权的土地征收征用规定，要求土地出让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保障房建设等，客观上带有遏制地方的土地金融化杠杆这功效。
由此可见，当前最值得深思的实际不是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而是土地金融化风险，因为不断走高的地价、房价等已极大地抬高了中国经济运行成本，而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与经济运行成本的居高不下，将进一步压缩经济内生孳息能力，加剧经济下行风险，进而加剧债务和信用紧缩。因此，有效的舒缓手段应是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减弱政府经济建设型功能，夯实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业绩考核，同时加快推出政府会计制度，要求各级政府构建资产负债表，同时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分担风险的方式控制地方债风险，并在其基础上，修改《预算法》有条件放开基于公共服务的地方市政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