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
当我们在21世纪把农业现代化写进国家战略、写进各级文件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农业现代化的提法在中国源于何时，什么背景，为什么会这样提，以及提出以后，它的实际演变过程。写文件的同志显然没时间多关注历史背景研究，可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强调客观立场的学者，搞清楚来龙去脉是我们的责任。
我要提醒大家，以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规模化和产业化。而最初“以土地规模经营”为主要内涵却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化而产生的。
从16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向美洲拓展移民，外来殖民者不承认当地原住民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权利，甚至不承认当地的人是人（按照西方宗教的教义，不信上帝者就没有灵魂，那就不是人），所以殖民者可以大量杀戮当地的原住民而不必有罪。在占领美洲、澳洲和非洲的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权利完全不承认、甚至对基本人权也完全不承认的情况下，外来殖民者按照在欧洲的传统封建庄园的模式占领美洲的土地，就有了大规模的农场。这时的劳动者，是被束缚于土地的奴隶。因此，后来者认定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兼并土地，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农业现代化思路，在历史上并不是主流。
以旧中国为例，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也并不成集中的趋势，而是人口越多的地方土地越呈分散趋势。当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向南方推进到淮河以南要求土改配合的时候，中央农工部的领导邓子恢就已经发现无地可分，很多村庄找不到地主，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土改暂停2年。因为，如果说土改是为了改变过去“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劳动”这种所谓封建关系的话，那么淮河以南很多村里不仅找不到地主、连富农都找不到，土改理应暂停。
可见，即使在解放前，淮河以南的土地集中度并不高，尽管那个时候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买卖。
后来我们90年代调查，到了珠三角这一带，农村土地所谓的“公田”、“祖宗田”、“族田”这些形式存在的土地占比超过绝对比重，很多地方超过80%以上，村社土地共有制这种财产关系，是以村社地缘为产权边界的。
说这些主要是告诉大家，如果“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证据，土地规模经营的现象在南方很少。而在世界历史上看，则主要靠殖民化——外来白人殖民者不承认土着的权利，把土着人口赶尽杀绝，剩下的圈入保留地，才有殖民者搞奴隶制大农场的规模经营。如以世界上最大规模农场为例，我们都应该知道：世界上大规模农场出现在白人殖民者占领的新大陆，北美有两个——加拿大、美国，大部分人可能都去看过加拿大大农场，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加拿大、美国的农场主都不是原住民，都是外来白人殖民者。原住民在哪？在保留地里。还剩多少？美洲原来8000万人，现在剩50多万。
所以我提醒大家，谁想在亚洲大陆上搞土地规模经营，那先把原住民赶进太平洋。所以“以土地规模经营加入全球农业竞争”这套思路，经验上不支撑。亦即，虽然理论上成立，但找不到依据。
再看南美，也有两个大农场国家，一个阿根廷、一个巴西，白人占比都很高，巴西的白人及其后裔占比达60%以上，白人与当地人的混血人口占30%以上，剩下的原住民不到10%，阿根廷的原住民不到5%。阿根廷、巴西这两个国家的大农场很多人去看，没错，很好，但是大农场的农场主也一样不是原住民。
我们再看看澳大利亚、新西兰，仍然一样！澳洲的农场主也不是原住民。
看清楚了！整个亚洲只有一个国家有大农场，被殖民化了400年的菲律宾，也同样是外来白人拥有土地权利。去看看菲律宾的大农场主，是不是原住民？
中国是一个几乎100%的人口是原住民的国家，亚洲是原住民大陆，所以在整个亚洲几乎找不到一个大农场国家，唯一有一个菲律宾也是一个白人占领400年的殖民地，前350年是西班牙殖民地、后50年是美国殖民地，白人占有本地资源，不承认当地人的财产权利，才有所谓大农场。
因此，教科书上可以写土地规模经营，但至少到目前为至，还是找不到足够经验依据来支撑的理论逻辑。
接着我们看，到了近现代，在产业资本严重过剩条件下，产业资本进入农业从而带动了农业所谓的机械化，这就要求土地规模化，因为只有规模化才能产生绝对地租总量增加，只有绝对地租总量增加才能支持机械化的高成本。
因此，尽管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却几乎在同期出现了美国福特主义的大农场农业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大农场农业。美苏两国都属于殖民占有资源、开疆拓地形成的世界最大国土疆域的国家，因此它们有条件以绝对地租增加，也就是以土地规模经济支持机械化，也就从此开始有了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新提法。
那么，这种农业现代化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956年，当斯大林主义的重工业，特别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落地（这点不是我说的，毛泽东也好、国家其他主要领导人也好，都承认我国从1953年开始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只不过现在教科书上看不到，但查看历史资料都写着呢），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用苏联模式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斯大林50号拖拉机没法下乡（农民在50年代初期搞的是只有20、30户的初级社，接受不了大马力的拖拉机），于是各个工业部就要求中央在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
所以，“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最早提出的。主要是1955年我们在“一五”时期开始能够生产大型农业机械的条件下，工业各部门提出要求推进农业现代化，而根本不是农业部门。当时农业部门基本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以邓子恢和杜润生（就是我们后来中央政研室的老领导）为代表的农业部门，1954年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恰恰是“请放慢推进合作化的速度，不要过早的侵害小农利益”。他们是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的人。而在他们之前，是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批评，毛泽东把他叫“妇人之仁”。
什么叫做“男人之仁”、“妇人之仁”呢？“男人之仁”就是国家得工业化，得反帝，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大男人之仁”。那么谁要为此作出牺牲呢？中央反复研究，只能农民让步。这些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去查，比如说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讲的很清楚。中央反复研究，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有一部分人作出牺牲，那么谁作出牺牲呢？农民！
于是乎，1956年农业实现了全面的土地规模经营。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一个乡为一个接受拖拉机的单位，当时9万多个小乡，建立了9万多个高级社，每个高级社能够集中几万亩土地。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河北的周家庄，现在还是以乡为单位，当年就是第一个接收大型拖拉机的以乡为单位的高级社。
所以高级社的背景，主要是农业机械化的要求，是工业各部委的要求。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的两大内涵：一是以乡为单位的集体化形成土地规模经济；二是以乡为单位建立拖拉机站，接受城市大型工业品下乡。
现在，我把早期农业现代化怎么提出、怎么回事和大家说清楚了，都有据可查。
我们实行以乡为单位的规模经营，从1956年开始到1961年，这5年确实是农业规模经济。所以说不要讲中国人没有搞过大规模农业，也不要讲我们没有搞过土地规模经营，搞过！5年后改成了什么呢？“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退回到以自然村的地缘作为产权边界，来重新界定土地财产关系，同时，允许农户留下大约12%到15%的土地，也就是“三自一包”，允许农民搞庭院经济、搞拾边地、小块地、自留地，就是把整个农村原来以乡为单位形成的规模经营退回到以自然村为单位，也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国家再允许双层经营，就是农民可以占有12%—15%的农业用地，用于维持家庭生活的小生产。
这是1961年的政策调整。调整的原因是5年的所谓“农业规模经营同时配套以机械化”这个政策造成的过高成本农业承受不起。
为什么承受不起呢？因为我国人口太多，没有像西方殖民到美洲那样把当地人干光，才有殖民者的大农场。我们是人没减，人力成本不可能减，还另外追加了拖拉机成本，当然就导致农业承受不起。
这一点我们插过队的人其实都知道。我自己在村里插队的时候，每当按照县和公社两级规定，一定要把公社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派到我们村来耕地的时候，村里大队书记、队长（当时我是知青队长），就发牢骚说“这得多少斤麦子啊！”，那意思就是说上级给我们村加重了负担，公社来一回拖拉机，所有的油料、拖拉机折旧都纳入机耕费，得拿麦子去抵，但是上级命令不得不执行。后来葛优演过一个片子：“让你们家大骡子大马都歇了吧”，我们村里就养着大骡子大马不让使，让我们使拖拉机。当年的那个工业化制度成本我们都清楚，并不是因为农业自身不经济，而是因为农业承受了工业化的制度代价，导致了农村的相对贫困和农民收入过低。
所以，那个年代不是农业本身效益不行，而是农业承载了过量的工业化成本。于是导致集体化调整回双层经营。可见，双层经营早在1961年的那次调整中就已经实现了。
由于中国在60年代外部全面封锁条件下的工业化完全自力更生，由于没有外资，必须靠自主。于是，各个公社还得建立拖拉机站，还得配套建立“五小工业”，把城市产业资本生产的工业品强制用人民公社体制下乡，然后公社再通过国家金融与统购统销相结合的体制从各个大队抽取农业剩余，于是乎，城乡之间出现了一个城市长期抽取农村剩余的二元体制，这才是导致“三农”困境的根本原因。
80年代后期，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下设的农村发展所曾做过一个测算，称20多年的集体化期间，城市和工业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提取了8000亿左右的剩余，而到改革开放之前，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9600亿，那就意味着80%是从农业提取的。人大的严瑞珍老教授也算过账，大约也是在7000亿—8000亿。并且，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改变从农业占有剩余的发展模式。
当我们说农业现代化遭遇的种种困境的时候，人们很少去注意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年工业化原始积累所形成的向“三农”转嫁代价这套制度至今仍然在延续。有一位年轻一点的教授，是农发院党委书记孔祥智，他带着学生又做了一个测算，认为 60年期间国家从“三农”占有的剩余总量是17.3万亿。
到现在为止，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已经向农村投了7万亿，但过去从农村拿走了17.3万亿。也就是说“三农”向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做了巨大的贡献，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名，但其实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从“三农”占有剩余（或者说是提取剩余）的过程。
我们不是批判现代化，只是说由于这个国家不能向西方人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形成自己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那么就在这个约束条件下以农业现代化为名采取了对内的内向型积累来实现工业化。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高潮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高潮非常有研究价值！
这是1998年开始的。背景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工业对外的出口订单大幅下降，出现产业过剩危机。这时候，产业领域中收益下降的企业家们开始要求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当年开两会的时候，有20多个大型企业联名写了个提案要求大型工商企业要进入农村，理由就是今天文件上都写到的“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延伸产业链”以使得农业产业化收益增加，等等。提案转到我这儿处理（我当时在农业部工作）。
今天我们都会说的这套话是1998年提出的，这就是农业的第二次以产业化为主的现代化高潮。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被称为农业产业化，因其主要背景在于城市中发生的产业过剩。要求城市资本下乡以产业方式对农业做车间化的改造。由此而不再是第一次农业现代化主要是产品下农村，搞拖拉机站及其配套的五小工业。现在到处推进的是设施农业。
连带发生制度演变上的不同，在于90年代末期这次是产业资本下乡，试图把土地兼并变成企业资产，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占有其剩余价值，这也是各级政府要求农村做的事情。其实质，无外乎是使得农业去资源化而实现资本化。因此，这是一次农业遭遇的资本深化过程。
如果做去价值化分析，第一次和第二次农业现代化过程无所谓对错好坏，只是这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一个客观经验。
如果说第一次农业规模化有利于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那么第二次产业化确实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的装备系数和技术贡献，使得全世界80%的大棚建在中国了。
过去我也说过农业现代化没实现！但，若从这次大力推进二产化高潮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几乎是世界之最，我们的农业产量在这次产业化改造之后，很多达到了世界之最。比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淡水产品生产国，全世界70%的淡水产品在中国生产；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蔬菜生产国，全世界67%的蔬菜在中国生产；还有全世界51%的生猪、40%的柑橘和苹果等大宗农业产品中国都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9%。也就是说大宗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是世界2倍以上。结果是否发生农业过剩呢？
一是粮食过剩。最近中央电视台已经讲了，中国现在浪费的粮食够养活3.4亿人，那我们还有多少人口增长的区间呢？按现在测算最多是15.6亿，但如果很多变成丁克族，不生孩子了就会下降到15.2亿，那就是说现在13.4亿，未来顶多增加2亿人口。现在浪费的粮食够多养活3.4亿，也就意味着不用再追求粮食增产，也足够养活15.4亿中国人，还能再多养活1亿。这就是说粮食其实是已经过剩了。
二是蔬菜过剩。据有关部门测算，蔬菜浪费一半以上。
中国以这么有限的资源生产出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产品，然后浪费掉很大一部分。现在每年浪费掉的农产品几千亿，大大超过国家财政的种粮补贴。
第一次我们叫做一产化的农业，第二次叫做二产化的农业。这两次都走到头了。第一次是走了5年就基本上走不下去了，第二次1998年开始提出到现在走了15年，再继续沿着二产化农业道路是否走得下去，各位自己研究，我不给结论。只是告诉大家，这两次农业现代化经验丰富，教训多多。只不过主流习惯讲经验不讲教训，因此大家了解不全面。
其实不光中国这样，在世界发生产业过剩的时候都几乎同步发生农业过剩。我们只不过现在连产业过剩都没怎么承认，更惶论承认农业过剩。
第三阶段农业现代化是三产化的农业现代化
今天我们的第三步农业现代化应该怎么看？第三步的农业现代化，其实是三产化的农业现代化。50年代的一产化的教训，90年代二产化的教训，和现在开始强调的三产化（我已经强调了五六年了），希望各地搞农业的同志注意：要一二三产农业都追求现代化，而不是单打一的追求一产的规模化、二产的车间化。
那么三产农业是什么呢？是生态化。正好符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符合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十八大确定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并且中央正在强调其他几个战略都要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有机的结合，以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为主导来统筹其他发展战略。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世界文明作的重要贡献。
传统农业本来就是生态化的，我们只不过是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这两次比较单一的农业现代化。第一次我们叫做规模化、机械化；要靠集体化来保障，所以维持了几十年的集体化。集体化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谁脑袋发热搞出来的，而是国家工业化要求搞土地规模化、农村集体化，才能让农业机械下乡，否则分散农民拒绝接受，这是集体化的本质原因。第二次搞产业化则是因为城市工业产能过剩，面对城市形成的庞大产业资本，只能找到农业这个资源领域做去资源化而改为资本化，才能有农业产业化收益。
所以说，第二波产业化搞了十五年，基本告一段落。
刚才我只讲了一个问题——农业生产的相对过剩；还没讲另一个问题，这十年的农业产业化是农业资源破坏最严重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水、土、大气这几大农业基本资源的大规模破坏。到现在为止，越是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的东部发达地区，土壤的污染高达40%以上，大城市郊区44%。水污染呢？也在40%以上。越是发达地区推进所谓二产化的农业现代化，越是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因为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早就上去了。
结果，就是农业的双重外部性。第一重，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第二重，食品质量严重的不安全。我们去各地，政府都愿意让我们看好的项目。说，“看，我这里是百万头猪的农业大县”。好啊！可是百万头猪一年5-8%的死亡率，百万规模养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一年要死5-8万头猪。死猪哪去了？烧还是埋？其实都是死猪产业链处理掉的。这样不可能有食品安全、环境安全。
201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面源污染源普查，农业成为面源污染贡献度最高的行业，远高于工业，远大于城市。农业在总磷的贡献上高达67%，总氮的贡献接近60%，都大大超过了绝对比重，这些确实是农业产业化派生出来的。
最典型的农业产业化典型——诸城，几乎被大棚扣满，现在得挖地三尺把土掏出来。为啥呢？土壤已经完全丧失有机质，甚至毒化了，就得掏出来，从东北买土再往里添。这是不是可持续生态文明？用这种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还走得下去、走不下去？
刚才跟大家讲历史教训，第一次农业现代化搞五年就不得不调整了，第二次搞了十五年，现在还不知调整，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吗？
中央已经在2007年，其实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就提出了农业是多功能性的，2007年的十七大就已经提出生态文明，2008年指导未来到2020年农业发展的一个文件，就已经强调了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麻烦在于，中央提出的方针并没有在农业政策部门得到贯彻落实。再不思调整，就严重违背了中央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战略，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两型农业的发展目标。
据此认为，第三波农业现代化从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应该算是一个开端。假如说1998年是农业产业化的开端，那么2008年本应是三产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开端。
为什么叫三产化农业呢？简单说点经济学道理，就是因为每一个产业层次会带来要素的重新定价，亦即所谓产业升级的内生增长机制。三产农业能够有对要素重新定价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大大高于二产对要素定价比一产增加的那个收益。
这个理论大家可能听得累。不如这么说：第一产业多种地、多投入劳动、多打庄稼，这是一产化农业规模收益。二产化则是把农业装备系数提高，这时候就要按工业要素来定价农业要素。但农业产品不可能按工业的产品定价，定不上去，于是要素价格上升就是成本上升了，大量农业用地被二产化扣上了大棚、还得把农民当成雇佣工人来支付全额工资，这样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现在纷纷找政府要补贴，否则还不了贷款。为啥呢？因为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多了，价格只可能下降；但，要素价格都按二产定价。企业就亏了。
比如说，现在到农村去办企业再说“给农民500斤玉米把地租给我，一租十五年”，农民还会干吗？早就不干了。他会参照工业用地的地价地租要钱。一般城市郊区每亩地没1500块钱他不租给你。过去说500斤稻谷或是500斤玉米就能解决了，现在得要800斤、1000斤，否则不租给你。因为土地要素价格被二产定价。因为大量出现工商业和房地产占地而导致土地要素价格显化，很多当年大规模租地的企业都亏了，因为农民要重新要价。企业说已经签了合同，应该按500斤稻谷支付地租；但农民人多力量大，谁也没办法。
这又有一个道理要说，经济学讲得很清楚，当你的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无法进行，一个企业面对着成千上万农民，农村人均1亩多地，企业去占了1000亩地，就就要对付1000农民，要占10000亩地，就要对付上万农民，怎么对付？找地方政府派警察吗？哪个官员这么做，就离双规不远了。
为什么大量二产化农业项目出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要素被重新定价，甚至被三产定价了。房地产价格现在这么高，土地被三产定价，就有“乌坎村事件”，其实是乌坎村听说再来一个房地产公司说要开发这村上千亩地的时候，农民其实是业主，就要求村两委其实是物业公司去跟地产公司谈判，得拿到商业地价。可这时候村没建设用地，外来房地产的只能按年给地租，农民业主就觉得受骗，就组织起来要求换物业公司。这在本质上是小土地所有者们联合起来要求换村级物业公司，以获取更高收益的一次斗争。跟学者说的那些西方制度可以有关，也可以无关；只不过现在官员、学者的水平大都降低到了媒体小记者的水平上，看不透这回事。如果说二产化农业走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农业不能对产品做更高定价，只能使二产要素市场对农业要素做了重新定价，收益差导致农民提租，企业就亏损了。仍然还搞农业产业化的地方政府纷纷开始头疼。
现在三产农业现代化是时候，因为几个基本变化。
第一，中国崛起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像我们这样的，像徐部长这样的，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中层以上干部，都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消费特点要个性化。现在网络这么乱，想用传统意识形态来控制网络做不到，因为中产阶级靠网络来表达个性化的言论。而中产阶级在农业消费上也是个性化，请问各位管农业的干部，有研究过“当代农业生产为谁？”当然，为人民。这都会说。注意，如果研究市场消费，一定要知道什么类型的农产品所对应的消费主体是什么。那中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呢？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中等收入群体也叫中产阶级，它产生了，我们却视而不见，这部份人少说5个亿，多说，按照亚洲开发银行说中国有8.17亿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中国社科院陆学艺老先生现在去世了。他老人家去世前做的研究说中国有3亿多中产阶级。亚行的和陆老先生的两个数取其中是5亿左右。那是美国中产阶级的2.5倍，欧洲中产阶级的2倍。多大的消费需求？凭什么让中产阶级吃大路货？我们现在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比）下降多少？占比很低了。中产阶级食品消费也是理性选择。第一要安全，再给地沟油和转基因，再给那些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肯定不干，这个群体到处找安全食品，愿意出高价；安全是全世界中产阶级消费的共性要求。
为啥欧州绿色主义兴起，是因为欧州是中产阶级个性化最强，安全需求也是最强的，那就带来了第一需求——安全农产品的需求。而我们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化农业能安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就像刚才讲到百万头猪农业大县，能安全吗？如果做到了，请给个学习机会，我好好学，全国中产阶级都该买你的安全肉。
刚才张青老师介绍她到北京市郊区参观了那个市民农园，市民农园主要起什么作用？食品安全。没错，是贵，可安全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已经有5万多人去参观学习了。当时我们认为第三轮农业现代化是三产化，该开始了，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2008年召开之前我们就跟海淀区签合同，搞社会参与式的三产化市民农园。
现在我出一个题目，就是农业现代化第三阶段——三产化农业，把一、二、三产结合，不仅用三产对农业要素重新定价，并且促使它的产品价格能够达到三产水平，这才是一个相对投入产出合理的农业现代化。
总之，21世纪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再用工业文明时代的观点、思路、政策来推进“三农”发展已经过时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迎来了第三阶段——三产为主的农业现代化——主张“农业进城、市民下乡”，使一、二、三产有机结合，用三产对要素和产品同步实现重新定价，成为一个相对投入产出合理的多功能现代农业。
中国新世纪大量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农业消费的要求除了安全，还有乡土文化的复兴。中产阶级的乡村旅游也比较具有个性化特点，不会愿意跟着产业资本时代风行的那种旅游团大拨哄，而是对农家乐消费讲究“四洗三慢”（新鲜空气洗肺、山溪清泉洗血、有机食物洗胃、乡土文化洗心，以及慢食、慢城、慢生活）。现代都市人向往的乡村农业生活，导致阳光、空气、石头等千差万别的乡村资源环境都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可被定价的要素。
因此，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与中产阶级崛起，意味着对有山水风光和有机农业资源潜力的地区，都将成为中小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各地党委政府要抓紧对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确权，为吸引市民下乡打好财产关系基础；同时抓好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为城乡融合的农业三产化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
当然，这套理论目前仍然不见于教科书，也不见于政策文件，但我觉得知识分子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叫“先知先觉”，所以我们先走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