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月刊
“再过5年，我也不种了，种不动了。”已经年满60岁的农民王伯望着自家的田地直摇头。
王伯告诉记者，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安了家，家里的土地到时只能请人代耕，“就是我把土地交给你耕，百八十元的价格，有时不给钱也行，只要不丢荒”。
“就怕找不到人代耕。”这就意味着家里的田要留着长草，靠土地养大两个儿子的王伯每每想到这儿，总是很担忧，“现在家家都忙着出去赚钱，能找谁呢？”
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在许多地方，老年人成了种地的主力军，老龄化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隐忧。年轻人都不愿种地了，也不会种地了，这不禁让人担忧：明天的粮食究竟由谁来种？
土地丢荒现象已经一去不返
王伯的困惑非常现实。对于世代“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土地的荒芜是最最心痛的事情。而同时，这也是当地政府最心焦的问题之一。
于是，一场改变原有分散、单一的经营模式，“支部+协会”“公司+基地”的农业生产模式在许多地方上演，以协会带动农户、以公司发展基地。
依着这一思路，韶关乳源县与省内外一些商业公司合作，建立起13个蔬菜种植基地，辐射带动近万户农户增收，着实打了几场漂亮仗。如今仍为大布镇人津津乐道的是，在大布镇荷兰豆产业协会带领下，大布荷兰豆在2002年底便漂洋过海，冲破了以苛刻著称的日本“绿色壁垒”，被日本超市领跑者“大荣超市”采购。如今，乳源产值超千万元的协会已经比比皆是。
在肇庆高要市白土镇雅瑶村，全村2100亩土地的流转效果令人感叹。
长期以来，因为该村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务工或做生意，人均农地又只有0.4亩，抛荒或找人代耕的情况一直存在，农民多有流转土地的意愿。
2007年，村委会逐户询问村民意见，最后以每亩100元的价格将村里的部分土地出租给外来的种植户。“我们村的土地租金连年涨呢！”一位村民兴奋地说。
对于尝到甜头的村民来说，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有田无人耕”“种省事地”甚至丢荒的尴尬现象基本得到解决。
“统一发布信息、统一市场交易、统一签订合同，很规范，所以我们立刻要了这块地。”对于农业企业的老板来说，农地集中流转也更方便。
事实上，土地流转中心的成立，使土地突破了在亲戚、村组农民之间的流转范围，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等逐渐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受让主体。
汕头潮阳人、全国大的水稻种植户马四弟谈及于此，坦言若没有推行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采取租田制的方式，实现土地流转，他就根本无法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也无法种田赚钱。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在广东一些村庄，丢荒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甚至有些地方，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地难求”。
从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
记者到达韶关翁源龙仙镇桂竹村沈仲棠家的时候，他正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地从后山的果林赶过来。
“这可是我们村里有名的大学高材生啊。”听了村支书的介绍，沈仲棠笑着摆摆手。
今年30岁的沈仲棠是一位农业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从事与农业有关的销售工作。2007年，沈仲棠和妻子双双辞掉城里的工作，回乡务农。当时，两人的年薪已经超过7万元。
对于沈仲棠来说，务农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可以干一辈子的终身职业。“现在做农民挺好的。”谈话间，他话语朴实。
如今，他们承包了40亩土地、200亩山地和20亩鱼塘。本来手无缚鸡之力的妻子如今也磨炼得各种农活样样精通。用她自己的话说，以前一见虫子就吓得叫，现在遇到蛇都不怎么怕了。
“这两天我正请人在山上开荒，打算种上翁源有名的三华李。”沈仲棠说。
在广东，随着近年来各地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把“务农”当做职业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
专家提出，农村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就要让人才和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实现双向流动。要研究建立一种机制，真正使务农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拓展农民才成长渠道，使各方人才无忧无虑地流向农村、留在农村。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促进农业劳动者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真正使务农成为一种职业选择，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身份”。
“是否自愿选择农业作为职业，是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大区别。”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于冷说，“从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变，实质上是农民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中国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意义深远。”
农民的真正意义和归宿在于农业，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早已流连忘返。与其一厢情愿地劝导他们安心扎根乡土，还不如竭尽全力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撕掉农民身份的灰色标签，让资源自由流动，把农民打造成一种真正的职业选择，进而真正实现以工业反哺农业，打造令人心驰神往的现代田园风景，新一代农民子弟就不会因对乡村生活失望而离开土地。
（记者：蒋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