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时报
县政府为完善城区道路网络，计划在城郊结合部新铺设一条道路，需征用沿线的土地。非常巧合的是，这条道路的一段，正好一半占用城区乡镇某村的土地，一半占用城郊乡镇某村的土地。按照现有农用地征用标准测算，城郊乡镇土地的征地补偿标准比城区乡镇的少3000元/亩，城郊乡镇虽然多次做工作，当地的居民就是拒绝签协议，强烈要求与邻近乡镇执行同样的征地标准。
城郊乡镇的居民提出这样的诉求不无道理。确实，同样的土地，地界达地界，怎么就比城区的少了3000元/亩呢？但是，作为国土主管部门，我们也不能违反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擅自提高补偿标准。同样，当地的乡镇也不希望无故提高征地标准，否则会引起面上不平衡，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县政府分管领导多次牵头会办，主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寻找一个折中的、妥善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尖对尖的矛盾。
征地拆迁一直关系失地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关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大事。一边是由于征地主体不合法、征地程序不合规、征地标准不统一等因素造成的历史问题，随时会被其他事情诱发继而激化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一边是地方快速的经济发展对土地的刚性需求，一对现实的矛盾，一对棘手的矛盾，摆在我们的面前。虽然《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已于2012年6月底交至国务院法制办，但至今尚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虽然《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于2012年12月2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但也至今尚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非常明显，加快土地改革，进一步提高征地标准，规范征地行为已经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笔者作为基层的国土管理人员，对如何提高征地标准和规范征地行为有着自己的一点体会。为什么要提高征地标准，是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确保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地标准的提高，不仅仅要体现在货币补偿标准的提高上，更要体现在社会保障的完善上。农民对失地的恐惧，不光光是嫌补偿标准低，更多的是怕失地后生活没有着落。在住房、医疗、养老、就学、就业等方面制定出台完善的保障措施，把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保障好，让他们真正地融入城镇，与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待遇，拥有同样的发展机遇。
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还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当然，这样情况主要是征地发展工业企业上。这样做的做大好处是，土地的法定“使用权”仍属于农民，并且农民可以从企业的发展中长久得到利益，既避免农民产生有“失地之痛”，又能长久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样做必须有个根本的制度前提，就是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自由”进入交易市场。如果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组织或个人兴办工业实体，在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在法律上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即使这样工业实体在办理贷款抵押、特别是转卖实体时，仍面临着土地性质的问题，无法根本保障以土地入股的农民的利益。如果是外来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工业实体，必须要面临“不公平”的市场待遇，即同样的厂房、设备，同样的土地面积，就是因为一个是国有建设用地、一个是集体建设用地，在金融递抵押、市场交易时将出现很大的价值反差。
经济社会实体，都是按照“集中集中再集中”的规则发展的。农民向城镇集中，社会建设实体也必然向城镇集中。应该允许地方有序、稳步推进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让偏远的自然村落的居民，向城镇、向中心村集中；特别是允许已经形成的空关户、空心村主动退出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增加农田的同时，促成农田成片种植，提高农田种植效益。对复垦的建设用地，逐步转化成异地的建设用地指标，为城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用地保障。
据统计，过去的10年，我国每天消失8个自然村。所以说，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样，城镇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也是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