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与非农户口界限，破题城乡二元壁垒;特大城市可积分落户，北京等地将出台相应政策;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引导人口“梯度转移”;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促进政策精准有效;充分尊重农业转移人口意愿，力保合法权益……

日前，备受关注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得以面世。在外界看来，这一酝酿数年、着眼新型城镇化的新政，至少在如上五方面有所突破。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起跑之年，户籍新政如何落地收效，仍有诸多难题待解。

亮点一：取消农业与非农户口界限，破题城乡二元壁垒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是以往所没有的。”正如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所言，这一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正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之下，谋求力度空前的改革。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泛二元化”格局凸显的当下，此次改革着眼于创新人口管理，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备受关注。

官方文件对此的具体表述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在解决城乡二元壁垒的问题上，这确实是比较大的突破。”中国社科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对中新网记者谈道。

在钟君看来，作为户籍改革的一大进步，取消城乡之间的户口界限，不仅有形式上的意义，还有消除农村歧视等实质意义。

盘古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对此表示，需要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即使形式上取消农业与非农界限，但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差距并没有取消。

“也就是说，统一户口登记制度之后，公共服务的差距要补齐，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逐步实现群体间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易鹏说。

亮点二：特大城市可积分落户，北京等地将出台相应政策

此次户籍改革明确“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指出，“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黄明在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北京等地会根据中央的精神，认真贯彻、及时出台本地的积分落户制度。”

“公共服务没有办法满足一步到位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需求，所以推出积分落户制度。”在钟君看来，作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措施，旨在解决人户分离的问题，是适合当前城镇化现状的创新举措。

其实对于积分落户制度，目前，天津、上海、广东、浙江等多个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积极探索。但是，大城市在积分考核中的高门槛也引来一些舆论质疑。

“一些地方在学历、社保、住房等方面设计门槛，而且是一刀切的门槛，这实际上是为引入高素质人才。”易鹏表示，特大城市落户的积分制，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国情的一项措施，但是在落实过程中，要注意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

有评论称，城市运行是一个供应、服务的综合体，各个工种之间理应唇齿相存、彼此依靠。“积分落户”的门槛设定，首先要考虑引进人口的平衡性和多样性。既要鼓励高端人才入户，也要给普通劳动者以希望。

钟君对此表示，最主要还是信息公开，让老百姓能有据可查，所以，第一步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规定非常明确，同时整个过程公开公正，这是落地收效所必需的。”

亮点三：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引导人口“梯度转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针对上述规划，此次出台的《意见》逐条进行了政策明晰。《意见》指出，进一步调整户籍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100万-300万人口的城市，符合条件可以申请落户;300万-500万人口的城市，要适度控制落户规模和节奏，也可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积分落户制度，大城市对参加城镇社保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5年。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对于这种差别化的落户政策，黄明在发布会上解释称，“要兼顾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实际，根据人口的规模和各地综合承载能力的不同情况”。

“一个城市是有它的承载极限的，在当前的实际国情下设置差别化的落户政策，主要是以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贡献和与这个城市的‘粘度’为标准的。”钟君表示，户籍制度政策不能“一刀切”放开，如果对北上广“门槛”定得太低的话，就谈不上“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了。

钟君说，城市化进程中，要争取人口在农村、乡镇、城市之间逐步实现“梯度转移”，而不是集中涌向大城市。

亮点四：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促进政策精准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此份《意见》在创新人口管理方面，将“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单独列出。意见指出，建立健全实际居住人口登记制度，加强和完善人口统计调查，全面、准确掌握人口规模、人员结构、地区分布等情况。

此外，还将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人口、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以人口基础信息为基准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分类完善劳动就业、教育、收入、社保、房产、信用、卫生计生、税务、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统，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为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信息支持，为人口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

在专家看来，建设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这一政策信息透露出在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在人口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做的一项基础工作。

“一些公共管理和服务决策收效不佳，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决策缺少真实的人口数据信息支撑。”钟君表示，人口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所以，人口政策应该是一个动态决策，虽然目前有几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但是，不能满足政府部门对于人口的动态信息掌握。

易鹏也表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必要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人口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首先要对人口存量进行动态掌握，要有准确的数字，实现政策的精准有效。”

亮点五：充分尊重农业转移人口意愿，力保合法权益

“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这是此次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发展目标。钟君对此指出，总体而言，这是中国向社会福利的城市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合法权益，这份官方文件予以专门论述。

官方此次明确要求，“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 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

文件进一步明确，“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钟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作为法律赋予农户的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两大重要权益，上述规定非常有必要。

“这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你愿意退就退，不愿意退也可以不退。”在钟君看来，此次关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的相关规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报告显示农民市民化财政成本平均每人13万元

7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再次上路。但究其根源便可发现，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依然很大。

户籍制度要推进改革，关键是资金。2013年7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称，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

平衡城乡利益

2013年两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2010年到2012年，全国共办理户口“农转非”2500万人，是3年前的2.2倍;2012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5.29%。

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中国的城镇化存在“半城镇化”现象，即户籍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差异。二者之间的数量差即是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转变的农民工。这部分群体规模超过2亿。“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成为其显著特征。

尽管计划经济时期附着于城市户籍之上的福利已经逐步剥离，比如粮票、油票等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早已取消，但这些农民工依然难以享有与城市户籍相关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大城市哪怕是购房、购车都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农民也越来越看重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财产权、土地承包权、林地承包权等，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时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

但是在城镇户口之上，尤其是大城市，比如北京，户籍之上附加着更大的利益。众所周知，2010年底和2011年初，北京市政府相继颁布针对汽车和住房的“限购令”。非京籍居民要想参与购车摇号和购买住房，必须“持本市暂住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或)个人所得税”。

伴随北京房价上涨，暂且不论是否买得起房，购房资格成了是否能够分享城镇化进程中投资增值这块蛋糕的关键一步。早在2008年，“具有北京户口”已经被列为限价商品房供应对象需具备的首要条件。

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改户口本的问题，而是平衡城乡两种身份所带来的利益问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成本和效益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综合考虑存在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承载力约束等多方面的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要推进，这早已成为各界共识。之所以久拖不决，更为关键的是资金。上述《城市蓝皮书》称，近年来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大量福利因素所构成的较高成本是又一重要门槛。

《城市蓝皮书》称，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城市蓝皮书》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2020年之前全国大约有3亿、2030年之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要解决3.9亿农民市民化问题，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51.1万亿元。这笔巨额支出将成为财政负担。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公共成本是指为容纳新市民化人口，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城镇建设维护投入、公共服务管理投入、社会保障投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性住房投入等。

此外，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要自行承担的个人生活成本，平均每人1.8万元/年。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除去少数被纳入廉租房、公租房体系的市民化人口外，按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计算，全国平均为10.1万元/人。

重庆模式启迪

作为国家确定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重庆进行了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只要是在重庆城镇工作了3年以上，或者在重庆城镇有已经落户的亲属的农民工，都可以自愿办理重庆城镇户口。

2013年5月，在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办理了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就能享受到五个“一步到位”，即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待遇。

“农民工在重庆城镇落户，使得工业园区可以全年12个月开工，农民工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这形成了重庆非常有竞争力的撒手锏。”黄奇帆说。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一是，落户农民原先的三块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该如何解决;二是，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综合成本。

对于前者，黄奇帆表示，对三块地的使用权也被视为财产权，政府建立流转制度，由农民自行支配。

对于后者，黄奇帆认为，农民工本身贡献的是人口红利，几十年来在城市工作的效益绝对可以将十多万的社会综合成本消化掉，并且这个成本只是其贡献的几分之一。

他进一步解释说，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不到40%由招聘企业承担，1/3由政府承担，余下由农民工自身承担。此外，这些成本不是在一年中支出的，而是在其长期务工的过程中分期支付的。